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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輝律師:藏某某挪用特定款物案 ——挪用特定款物一定構成犯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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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輝律師:藏某某挪用特定款物案 ——挪用特定款物一定構成犯罪嗎?

http://www.uyqbim.icu 2018-04-02 00:00 世紀方舟律師網 瀏覽次數:

藏某某挪用特定款物案

——挪用特定款物一定構成犯罪嗎

 

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很簡單,“2015年,唐縣迷城鄉下莊村村干部馬某、藏某某挪用養豬扶貧款71800元,用于修建下莊村兩座橋、路邊墻、防洪渠等工程。”被告人對將生豬養殖扶貧款71800元用于修建防洪渠和小橋的事實不持異議,但是其提出將養豬款支付修橋工程款是村委會集體研究決定的,由村委會《下莊村建橋實施方案經過》和關于向迷城鄉黨委、鄉政府申請修理橋梁的《申請》可知,村委會考慮到夏季雨季洪水來襲,冬季溪水結冰極大影響村民車輛、行人通行,修建村內橋梁是在迫在眉睫的村內集體事務,是經過請示迷城鄉政府同意的,2015年底資金仍沒有著落,在這種原因之下,在經過扶貧辦領導同意后,動用養豬扶貧款修建了橋梁。雖違反財經紀律,但錯不至上刑,雖然挪用了扶貧款,自己分文未得,沒有造成國家、集體利益的損失,沒有出現嚴重的危害后果,更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有危害結果的發生,于是筆者決定作無罪辯護。

 

一審剛剛出判被告人通過電話聯系我,現在回憶被告人當時所述的案情和程序,總覺得不可思議,不認為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原一審法院也沒有根據起訴書指控的罪名判處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補充證據,三次開庭審理,最終定了詐騙罪,相當于法院另起爐灶,認定了另一個事實,與起訴書指控的事實不同,這說明挪用特定款物罪是不成立的。筆者二審介入通過閱卷后發現,一審法院判處詐騙罪更加荒唐,二審法官閱卷后也為案子有問題,提前告知我她的個人意見是發回重審,如愿以償二審裁定以部分事實不清為由,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發回重審開庭前公訴人認為詐騙罪太牽強,依然公訴挪用特定款物罪,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法院居然筆鋒一轉判決挪用特定款物罪。

 

本案檢察院指控挪用特定款物罪,一審法院經過三次開庭審理卻判被告人詐騙罪,被告人不服判決后上訴,二審法院經過審理認為部分事實不清,裁定發回重審。發回重審后,檢察院堅持挪用特定款物罪名,筆者與出庭公訴人庭下溝通時其也不認為構成詐騙罪。根據“訴判同一”原則,審判機關審判的事實應當與檢察院指控的事實保持一致,不得脫離起訴指控的事實而另審事實,法院變更罪名也應具有一定限度。在發回重審辯護中,筆者為了避免原一審重蹈覆轍,決定對檢察院起訴的罪名和原一審法院認定的罪名一起辯護。

 

    法院變更起訴罪名應有限度,根據訴判同一原則,法院對于具有包容關系的罪名之間可以自行切換,但新罪名的犯罪構成事實與起訴罪名不一致,新罪名也不是起訴罪名的必要步驟,法院不應變更起訴罪名。法院主動變更起訴罪名基本上相當于隱形的控訴者,新罪名產生于庭后的評議階段,而控辯雙方都未參與,失去了圍繞新罪名展開法庭調查和辯護的機會,成為了法院自我指控、自我裁判的運動比賽,顯然是違背程序正義的非正義之舉。

 

本案還有一神奇之處,被告人不認罪居然被判處了緩刑。原一審判決故意制造上訴人“認罪認罰”的假象,為一審判決定罪量刑提供正當裁判理由。根據最高院《關于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是否影響自首成立問題的批復》,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但不排除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構成自首是為了反映被告人存在悔罪或者認罪的假象,并且被告人在領取一審判決書時,一審法院讓上訴人交5000元費用才可以得到判決書,其目的在于制造主動繳納罰金的假象。這里有一段小插曲:一審開庭時被告人表示不認罪,原一審主審法官對被告人說不認罪不能判緩刑,被告人仍表示不認罪,法官急赤白臉站起來指著被告人再次聲明不認罪的后果,被告人毫不動搖堅決不認罪,最終結果判了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6個月的刑罰,另還贈送一個自首;上訴發回重審后,庭審主審法官兩次告知不認罪不能判緩刑,被告人神態自若地表示不認罪,結果依然判了緩刑。

 

本案筆者自二審階段介入辯護,發回重審后仍擔任藏某某辯護人,下文系選取二審發回重審辯護詞,請批評指正。

 

藏某某被控挪用特定款物罪發回重審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世紀方舟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藏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藏某某被控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發回重審案的辯護人,并出庭為藏某某進行辯護。在本案開庭之前,辯護人進行了詳細的閱卷,以及對相關罪名進行了研究,對本案事實有了清晰準確的了解。現結合今天的庭審情況從事實和法律兩個方面發表如下無罪辯護意見:

、起訴書指控藏某某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罪定性錯誤

   (一)本案不符合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被告人并不經手扶貧款,作出養殖戶交回村委會的款項是村委會集體決定

根據刑法規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只能是經掌管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直接責任人員。只有經手以上財物的人員才具有有挪作他用的職務和職權上的便利。下莊村村委會將71800元扶貧款用作了村里修筑橋梁和道路的工程,這體現的是村集體的整體意志,而不是某個人的個人意志,挪用用途是為了本村集體成員的公共利益。在案辯護人提供的新的證據證實,村委會將扶貧款用作修筑橋梁道路是在扶貧局知情的情況下做的,并不屬于擅自挪用,扶貧部門的知情同意阻卻了犯罪。

   (二)被告人行為不符合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觀故意

    從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刑法規定來看,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是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故意挪用,會直接造成相關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牲畜傷亡、救災搶險工作不能及時進行而引發的其他直接物質損失危害后果,積極追求這個結果或者放任該結果的發生,滿足以上條件才符合該罪的主觀故意規定。從本案被告人和村委會其他人員行為表現來看,將養豬扶貧款部分用作修橋、防洪渠等是為了村民集體利益,本案的養豬扶貧款挪用不會造成以上后果的發生,因此被告人不具有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觀故意要件。

   )本案未達到情節嚴重和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客觀結果要件

根據刑法第273規定,違反特定款物專用的財經管理制度,挪用國家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兩個要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否則都不能認定構成本罪。

結合本案的事實,下莊村將扶貧款中的71800元用作修筑村內橋梁、路邊墻防洪渠等,雖然存在將扶貧款挪作他用的事實,用途和目的都是為了下莊村老百姓的集體切身利益,根據下莊村村委會出具的《下莊村建橋實施方案經過》和關于向迷城鄉黨委、鄉政府申請修理橋梁的《申請》可知,村委會考慮到夏季雨季洪水來襲,冬季溪水結冰極大影響村民車輛、行人通行,修建村內橋梁是在迫在眉睫的村內集體事務,是經過請示迷城鄉政府同意的,是到2015年底資金仍沒有著落,所以在這種原因之下,在經過扶貧辦領導同意后,動用養豬扶貧款修建了橋梁,從款項使用性質上也屬于救災救濟的行為,性質沒有改變;從情理上分析也不符合危害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相反,不僅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毫發未損,就下莊村的百姓而言方便了出行,保障了安全有利無一害的。

截至目前,被告人或者村委會行為決定沒有造成國家、集體利益的損失,沒有出現嚴重的危害后果,更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有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不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以及該罪名所應具備的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兩個要件。

綜上,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罪不成立。

、原一審判決違背“訴判同一”和審判中立原則,剝奪律師辯護權,侵犯被告人訴訟權利

   (一)起訴書指控一套事實,一審判決認定另一套事實起訴書指控挪用特定款物罪,一審判決變更罪名詐騙罪,違反“訴判同一”原則

本案起訴書指控事實與原一審審理事實和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不一致,并且起訴書指控挪用特定款物罪,原一審法院認定詐騙罪,這都違背了“訴判同一”的原則。

根據起訴書指控,“2015年迷城鄉下莊村村干部馬某、藏某某挪用養豬扶貧款71800元,用于修建下莊村兩座橋路邊墻、防洪渠等工程。

原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馬某、藏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借村里有扶貧款生豬養殖項目之機,虛報扶貧豬養殖數量,套取扶貧款20萬元,除按項目要求和村委會決定實際補貼給養殖戶外,尚剩余105800元,村委會將其中71800元支付了村里修筑橋梁和道路的工程款,余款34000元被告人藏某某、馬某主持下,為提供虛假養殖信息的村民等人進行了私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二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

對比發現起訴書指控一套事實,而原一審判決認定另一套事實,顯然違背了”訴判同一“的原則,”訴判同一“的原則要求審判機關審判的事實應當與檢察院指控的事實保持一致,不得脫離起訴指控的事實而另審事實,而本案原一審法院屬于濫用審判權,有違審判中立原則,法院充當了公訴人,不利于被告人權利保障,也不利于程序和實體公正。

(二)剝奪被告人與辯護人的辯護權,侵犯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

雖然刑訴法司法解釋規定了起訴罪名與法院認定罪名不一致應當做出有罪判決,這為法院直接變更罪名提供了法律基礎,但此法律如此設置違背了程序正義的各項要求,也對本案中被告人的辯護權的侵害,不同的罪名下的犯罪行為表現不同,不同罪名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變更罪名相當于變相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被告人沒有對詐騙罪進行辯護,這會導致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無法做出充分有力的防御,導致辯護權失靈,在沒有給辯方調查和辯論的機會情況下,強加給被告人一項新的罪名,不僅是司法專橫的表現,而且是非正義的,嚴重影響公正審判,辯護權是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一審法院侵犯了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屬于程序重大違法,依據刑訴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剝奪或者限制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二審法院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三、被告人不構成詐騙罪

符合享受國家扶貧項目補貼的條件,但申報的材料中部分內容不實,獲得國家扶貧項目補貼的,不構成詐騙罪。 

(一)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扶貧款的故意,不符合其所涉嫌詐騙罪的主觀要件

1.被告人沒有非法占有扶貧款的事實

第一,下莊村村委會將按生豬養殖項目要求和村委會決定實際補貼給養殖戶外,剩余款項均悉數交給村委會作為收入計入村委會賬目,被告人藏某某和馬某從未私自截留資金私自占有。

第二,關于修筑村內橋梁道路71800元款項,是村委會集體決定,為了村民利益,不存在個人非法占有的事實,且在案的冀唐[估]字第2016-118號《估價報告書》證實估價對象所有權人系唐縣迷城鄉下莊村村委會,估價結果72031元,與實際發生修筑橋梁道路的費用吻合,物真價實,由此可以證實不存在從工程款中截留資金非法占有的事實。

第三,在本案中,村委會集體研究決定將項目下發的補貼資金分給村民(邸雙亮多報57頭豬,給其每頭100元費用;剩余146頭豬,給每人50元費用)的事實主要目的是為了達到湊夠項目養殖400頭豬的要求,虛報數量是手段,在形式上仍然按照項目要求嚴格做的,每頭豬50元的回報,相比較500元的補貼款而言50元實在微不足道,給提供信息的村民50元的回報僅是一種手段,村委會目的依然是為了完成項目要求,并不是為了私分將補貼款私分下去。如果是為詐騙扶貧款私分給村民,為什么只抽取50元,而不是500元,而且自己本人不從詐騙行為中謀取好處,這從常理是解釋不過去的。因此一審判決認定的私分34000元的性質并不屬于詐騙罪非法占有的性質和事實。

第四,被告人藏某某分文未得,不符合詐騙罪的將被害人財物非法據為己有的特征。

2.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扶貧款的目的

第一,從村委會的意志來看,村委會為村民爭取到生豬養殖扶貧項目,就項目落地而多次召開兩委會(詳見會議記錄),其中不存在某個村干部提出過非法占有扶貧款的事實。村委會按照項目要求400頭豬落實部署,首次計劃每戶養一頭豬,村民自愿報名,但沒有湊夠項目要求的400頭,后又計劃每戶養3頭豬,后被告人專門請示扶貧局是否可以代養,經扶貧局同意后,村委會召開兩委會研究代養政策,但是養豬數量仍然達不到要求。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村委會不存在詐騙的動機,存在達到項目要求的目標,如果當時村民報名符合項目要求的400頭豬數量,就不會出現了虛報數量,也不會發生后來挪用扶貧款修路的事實,村委會的整體目的和決心是想將項目完成驗收,如果存在詐騙的犯罪目的,沒有必要三番五次召開兩委會和廣播。

第二,從村干部的目的來看,根據馬某供述,聽說扶貧局有一個養殖生豬項目,我倆(馬某與藏某某)想為村里百姓辦點好事,就開始找縣里要這個項目。一審庭審中,藏某某與馬某兩人也說是為百姓村里做好事。在具體落實項目政策時村支書和村主任起碼組織召開三次兩委會,研究討論項目的具體落實,由此得知,村干部的初衷是為百姓謀福祉做好事,主觀目的并不是通過詐騙行為獲得扶貧款或者將扶貧款私分給村民;

第三,關于生豬養殖項目,根據自愿原則,在村內大喇叭廣播報名,整個過程都是公開、透明的,對資金的使用公示,接受群眾監督,村委會召開會議都有會議紀要,并且將從扶貧款中抽取的好處也完整如實地記錄下來,如果被告人等村委會干部意圖騙取國家扶貧款進行私分,那么將犯罪行為記錄下來,不符合犯罪隱蔽性特征,也不符合常理;

第四,在唐縣紀委調查之時,收取費用的村民都將錢悉數返回村委會,村委會積極將34000元打到村財鎮管賬戶上,由此可以推定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五,雖然村委會虛報扶貧豬養殖數量,但并無非法占有扶貧款的目的,因為項目在村里公示沒有進行下去,這么做主要目的是為了拿下項目順利通過驗收,按照項目要求撥付的補貼款要打入養殖戶賬戶內,如果村委會或者村干部具有讓村民私分扶貧款的主觀目的,就沒有必要事前約定要讓村民每頭豬交回村委會450元錢,由此得知村委會在避免村民全部占有扶貧款,進行了專門約定,避免扶貧款損失,這不但不是將扶貧款非法占為己有,或者私分給村民,而是對村民無根據占有扶貧款持否定態度。

第六,村委會將剩余扶貧款悉數作為收入計入村委會賬目,而不存在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使用71800元修筑村內橋梁道路是用于公共事業,而非個人非法據為己有。

   (二)本案一審判決認定的全部行為是村委會單位行為,而非個人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犯罪主體

根據刑法詐騙罪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本案關于生豬養殖項目的實施與運行決策,不論是虛報數量還是將扶貧款按每頭豬50元100元給付“養殖戶”都是集體決議的,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單位行為,是單位的意思表示,體現的是單位的意志,謀求的是單位利益和村民集體利益。

    決策性是區分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主觀特征。任何犯罪都有其主觀意志,這種意志來源于何處,是我國《刑法》法人犯罪獨立成章的基礎。單位犯罪作為一種組織體,其意志來自于自然人,單位的意志即單位決策機關的意志,但不是個人意志的簡單相加,而是組成單位的自然人意志的綜合,具有集合性。單位犯罪意志是在個人意志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種主觀意志的表現就是單位犯罪的決策性。單位意志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個人意志,其區別在于,單位犯罪的主觀意志的形成具有具體程序性,是單位的決策性機構經過一定的程序作出的。同時,單位犯罪意志具有為單位謀利性。 

整個項目的決策均是單位集體決定的,不是個人的意志體現,而是經過召開兩委會村干部集體討論決定的。因此本案的行為不是個人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主體要件,不應由藏某某和馬某個人承擔詐騙罪的責任。

   (三)新的證據證實扶貧部門沒有因為虛假事實受騙撥付扶貧資金,被告人不存在欺上瞞下,行為不具備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詐騙行為的核心要件是把一個虛構的事實呈現給被害人,使得被害人無法了解事實真相,被害人基于錯誤的意思表示而處分財產。本案不存在欺上瞞下,沒有對驗收人員隱瞞事實真相,并不存在扶貧部門基于下莊村虛報養殖數量的錯誤的意思表示而處分財產這一情況。

一個扶貧養殖項目的驗收需要三級驗收,驗收合格后才撥付扶貧資金。根據《唐縣扶貧項目驗收實施辦法》項目驗收流程規定,項目實施完畢村委會等自行驗收——自驗后向所在鄉鎮提出初驗申請,鄉鎮組織本單位扶貧、財政等工作人員進行驗收——鄉鎮對初驗合格的申請縣扶貧辦驗收,縣扶貧辦組織驗收。根據被告人藏某某的供述:聽說了驗收了兩次,當時我沒在家,只知道扶貧辦來了四個人,知道最后驗收通過了。馬某供述:一共驗收兩次,第一次我在場,第二次我沒有在場,縣扶貧辦是逐戶驗收,每走一戶,都記錄拍照了。在本案二審階段,有被告人及證人出具了《證明》證實了在扶貧辦驗收前,下莊村村委會干部告訴扶貧部門領導準備將部分扶貧款用作修橋,且扶貧部門領導查看了村內兩座小橋,后來驗收通過扶貧部門撥付了扶貧款。由此得知,項目驗收環節都會將養殖的豬毫無掩飾地展現在各級驗收人面前,下莊村與鄉縣兩級扶貧辦不存在利益輸送,不可能隱瞞事實真相的,縣扶貧辦是對虛構的養殖豬數量是知情的,而且也知道下莊村將部分扶貧款用于修筑橋梁道路等,如果扶貧部門對此不知情,下莊村的生豬養殖扶貧項目是不會通過驗收的,因此本案不存在詐騙罪的法律空間。

如果認定詐騙,被告人等人的行為欺騙了扶貧部門。本案詐騙定性與其他詐騙案件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在撥付扶貧款之前有項目驗收環節,即便下莊村虛報了養殖生豬數量,但驗收是蒙蔽不了扶貧局的人員的,被告人沒有欺上瞞下,如果相關驗收人員基于各種考慮不去清點數量,那就不存在扶貧辦被騙,而是相關人員的失職。

綜上,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扶貧款的主觀故意,且本案不符合詐騙罪的主體要件和客觀行為要件,因此被告人不構成詐騙罪。

 

    綜上所述,本案被告人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不符合犯罪行為的本質特征,不能落入按圖索驥機械性地套用刑法構成要件。被告人既不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也不構成詐騙罪,在當前依法治國的形勢之下,如何理解立法精神,嚴防冤假錯案,嚴格準確適用法律是對每一個司法工作者的重大考驗,最后懇請合議庭能夠正確認定本案事實,大膽準確適用法律,堅持疑罪從無,宣告藏某某無罪,以防冤假錯案。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予以高度關注并采納。

                                          

辯護人:李耀輝  河北世紀方舟律師事務所  


相關標簽:河北公司律師,河北刑辯律師,石家莊金融律師,河北律師事務所,石家莊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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